国家级示范高中
江苏省四星级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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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四星级高中
职业、事业、生命
南通市启秀中学 李庾南
1957年，我未满18周岁就走上南通市启秀中学的讲台并担当起班主任，至今已55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没有离开平凡的教师岗位，也一直不甘平凡地勉力向教育与人生的高峰攀登。
为站稳讲台，捧牢饭碗，我“朴实、认真、勤勉”，“为生存而教育”。
许多人问我、也包括媒体记者采访我：刚入职场时是否就有较高的追求？我总是老老实实地讲：刚走上讲台的时候，我仅仅认为教师就是一种职业、一份工资，说得实在些，就是端了一个饭碗。这完全是当时真实的心态，即便是参天大树，也是从稚嫩的幼苗生长起，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但我的“饭碗观”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为了保住这份职业，捧牢饭碗，站稳讲台，我坚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我的家虽离学校不远，但我住校教师集体宿舍，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学生在一起，与同事在一起。晚上走进办公室备课，向一起夜备课的老教师请教，得到老教师手把手的指导，为了提高自己的课堂教学质量，我常常先听同轨老教师的课，再依样画葫芦，自己照着上。对学生的作业批改得也特别认真，还常常面批，课外深入班级，和学生一起谋划班集体活动，参加学生的文体活动，走访学生家庭，和学生交流谈心。我努力地向书本学，向老教师学，向学生学。现在看来，当时的这种心境就叫做“珍惜”。因为珍惜，我得到了一些老教师上课的“秘籍”，从而缩短了我的适应期。每一堂课我都认真备课，设想如果自己是学生，这一节内容将怎么学，希望老师怎么讲；我研究和推敲每一句教学语言，努力做到准确，清晰而又简洁。对例题的分析讲解力求透彻、到位，在对学生个别的面对面分析讲解的同时，学生感受到我对他们的关心和在意。这样，我的课渐渐由生涩到成熟，由平淡到精彩，学生喜欢上我的课，爱我教的学科。所教班的成绩常常能名列前茅。学校也常常安排我开设面对校内外的公开课了。因为珍惜，我融在学生中间，以“大姐姐”的身份和他们打成一片，理解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思想、生活、学习上遇到的问题。记得当时班上有一位男同学的原为小学教师的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后开除了工作，这位同学顿感前途无望，因此缀学了，我多次走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导他相信党，走自己的路，续写自己的人生，他终于回到班集体，后来，他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工商干部。
文化大革命中，不少老干部受到冲击，也影响到他们的子女，复课闹革命后，我接一个新班，开学一周了，有一位同学仍未来报到入学，我走访时，他妈妈哭着告诉我：“孩子因为与小伙伴开玩笑，在墙上写了骂伙伴的话，不巧正和后面‘毛主席’连在一起了，受了派出所几天的拘留审查，孩子不愿意上学了。”出于一个女教师、一个母亲、一个班主任的感情与责任，我和孩子心对心的交流，给予真诚的教育和帮助，使他消除了顾虑，来校上课了。到校后，我对学生保密，和各位任课老师沟通，给予他特别小心的教育和关心，使他愉快地完成初中学业后，参军了，在军中表现突出，上了军校，正因为我爱学生，我真的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怀孩子直到临产前几个小时，才下讲台进医院；我孩子生病住小儿科病房时，白天请同病房孩子家长代照看一下，照样到校上课，上完后带着作业本、备课笔记进病房护理孩子，。因此学生把我当朋友、甚至当母亲，与我亲近；家长把孩子交给我放心；社会开始了解我，赞扬我了。
为“当一名好教师”，为事业奉献，我甘当教育改革的排头兵，“为教育而生存”。
站稳讲台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之后，渐渐地就会不满足现状，不满足于生存的需要了，就会生成“当一名好教师”的教育理想，就会热爱这份在当时看来并不起眼的职业，“为教育而生存”的意念才渐渐在心中生根。
1978年，我已进入不惑之年，经过“文革”的“洗礼”，我更无惑了。长期被压抑的教学热情释放出来，有了大显身手的兴奋和紧迫感。那时候，各种教育思潮扑面而来，各种教育改革也风起云涌，各种新鲜的东西让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审视自己的工作，思考自己的未来，日渐觉得教师不再仅仅是一个职业饭碗，而且是一种大有可为的事业。说它是一种事业，是因为它是育人的，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是为了民族振兴的明天。我意识到我虽与学生朝夕相处只三年，但却关系到学生未来的三十年乃至一生，关系到一个家庭乃至国家的未来。所以我站在这三尺讲台上，就应该心怀学生，放眼未来。因此我不仅要做合格的、好的教师，而更应该做一个有追求、有建树的优秀教师，于是我积极投身教学改革，甘为一名“志愿兵”。
搞教学改革是有困难和压力的。
面对压力，我愈挫愈奋；面对困难，我不甘屈服。
教改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压力。教改初期，改革的理念难以被认同。比如，我提出“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认为“学生是在老师引导下自己学会的”。就不能被同行、家长甚至学生自己接受，“学生是教师讲会的，课上就是教师认真讲，学生认真听，哪有学生‘自学’之说”。我带着这个问题不仅向书本学，还认真向专家学者学。1985年，我在第一次到北京讲学之余努力争取机会到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博士林宗德老师家拜访、请教。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暑假都要到扬州师范学院接受教育学、数学教育方面的专家的个别辅导。而且我经常走进学生，看看学生听老师讲与在老师指导下自己阅读、思考、提问、练习，其学习效果有什么不同；对学生和学生家长进行学习理念的宣传教育，统一思想，共同改革课堂教学。一轮又一轮的实验，不断改进，不断提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话千真万确，不仅“学生是自己学会的”得到了同行、家长、学生的认可，而且与时隔22年后的新一轮课改的理念“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竟是那么地不谋而合！再比如，改革初期，有些同行难以相信我每堂课都是像公开课那样上的，因此，我的课堂必须向外开放，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走进我的课堂。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我走进课堂发现教室后面坐着的是一些陌生人，直到下课时，这些听课的老师才走到我面前自我介绍。有时还有老师带着试卷来听课，听课后要求检测，并将试卷带回去批发，。这些既是压力，更是动力，促使我踏踏实实搞教育科研，认认真真锤炼教学本领。到目前为止，我在本校对外上公开课已超过500节，在外省市借班上课也超过100节，“自学 议论 引导”教学的思想体系和操作范式随之提升、完善。
在教改中，来自外部和自身的困难也是很多的。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江苏省电教馆为对省内外宣传“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到南通来拍我的初中几何入门教学六节课课堂教学录像。当时，我市教育系统没有电教设施，我校又地处市中心，教室后墙外面临马路，学校有校办工厂，电容量有限，不能同时拍录。加之拍摄设备和拍摄人员从南京到南通汽车要行7个小时，因此，只能动用星期天一天拍完（这天校办厂停工，校园安静，与市交警联系，校外马路两端停止汽车行驶）。这样我一天从早上8点开始拍，因为六节课均是新课，故拍一节需让学生消化和休息一下，再拍下一节新课，所以直拍到晚8点。当时设备差，两台摄像机，一台拍学生，一台拍教师，仪器在隔壁教室随时合成。9月初的夏季温度仍很高，加上强烈的灯光和产生的热，拍摄的老师穿着短田径裤、汗背心工作，我必须衣着整齐，一会儿就汗流满面，有时停下擦一擦汗，头发烘得真的快烧了但一想到这是为了宣传、交流我们的教研成果，是为了教学改革，我必须坚持，一直坚持到圆满地完成。我的毅力感动了学生、感动了家长，也感动了拍摄组全体同志。江苏教育电视台刚成立时，为了解决家长请家教的诸多问题，开学前，约请我拍“李庾南教数学”的同步教学辅导。8月的酷暑使得未装空调的拍摄室里无法工作，为了效果好，我将白天的拍摄改在了夜里12点开始拍到凌晨结束，一连做了五、六个夜班。我为了我的教育理想，总是圆满地完成每次的拍摄任务。如今，我已为江苏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电视师范学院、人教学习网等拍摄了理论讲座、课堂实录260多讲。
我是老师，有学生、有徒弟；我是家庭主妇，有儿女、有老人，也必须克服个人的多种困难，才能全身心的投身教学改革。记得，我的先生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做手术时，我站在对外公开课的讲台上；我的右手骨折，上了石膏时，我照常走进教室，哪怕困难地用左手写字；年老的母亲骨折卧床时，我请女儿代为照料，让我外出参加学术交流；女儿剖腹产住院期间，我要到省里参加“江苏省知识分子奉献之歌报告团”活动，只能让她少了母亲的陪伴；1990年广西教育出版社要出我两本书“初中代数教学结构”和“初中几何教学结构”，时间紧，当时没有电脑打印，用复写纸，手写。我提笔的中指肿胀得变形不能碰笔杆时，我用棉花和胶布裹着笔杆和手指，坚持每天写作近十小时，两本书如期面世，不仅受到初中一线数学老师和师范院校数学系学生的青睐，而且获得了江苏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我深切地体会到，面对困难，是信念与意志的考验，只有战胜了自己，才能战胜困难，只有不断地战胜困难，才能不断地超越自我。
五十五年的坚守，三十四载的教育科研，使得我离不开学生，离不开科研，教师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成为了我的生命所在。
现在我已七十三周岁了，五十五年的坚守，三十四载的科研使得我越干越要干！随着教改的深入，我体会到教师这项事业需要无私奉献的精神，还需要适合时代的教育理念和精湛的教学技艺。我是老一辈教育科研工作者传、帮、带出来的，我也应该像他们一样把自己的经验和智慧无私的奉献给青年教师。自从1985年以来，我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支持下，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教师培训班，2005年南通市成立了“李庾南数学教学研究所”以来，每年为南通市培训200名数学教师，2011年又增加乡村教师116名。每期学员一年中集训三次，每次三天，我亲自作理论阐释，上示范课，指导学员备课，上研讨课，评课等，并且还走进县、乡的最基础甚至最薄弱的学校听随堂课、评课，对教师讲教材、教法，每年都要指导青年教师参加各级大赛。这些工作还只是我校内工作之外的，在校内我一直站讲台、做班主任。年过70后还因为需要，增加了工作量，做了两个班的班主任，并教两个班的数学。有人问我：“怎么吃得消？”不知怎的，我再疲劳，当我走上讲台面对求知若渴的学生时，我就精神抖擞；当我面对学生的困惑或困难时，我如同对自己的孙子、孙女遇到了问题那样倾心帮助。记得一天放学时，一位男同学找我诉说苦恼，家中爸妈天天吵架，爸爸大丈夫封建思想，粗暴地打骂妈妈，妈妈已离家住到外婆家并起诉要求离婚，他希望有个完整的家，爸、妈虽然都很爱他，但他做工作无效，并且影响学习，。并要求我给他保密。孩子对我的信任，这是我做教师的财富和幸福。我立马利用课余时间担当起了“妇联”工作，多次分别找他父母谈，宣传、教育、调解。终于让他妈撤了诉，回到了家。这位同学现已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到外事部门工作了。
当我看到学生患上心理疾病，失去心理健康时，我心疼。我非但不厌烦，而是耐心地，小心翼翼地抚慰和调理孩子的心灵，使他在老师的关爱、班集体的温暖中，渐渐走出阴影，恢复健康！虽然工作时也很艰辛，但看到学生恢复了健康走上了充满阳光的生活大道时，我得到的欣慰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由学生的姐姐到妈妈到奶奶，有些家庭三代人都是我这个班主任带出来的。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还要干，不在家享享福？我的回答是：我正在享福！因为离开了讲台、离开了学生、离开了教学研究，我就觉得空虚失落。幸福是人的一种感觉，一个年过七旬的人，学生还那么爱听她的课，青年教师那么敬佩她家长那么信任她，社会那么赞扬她，这就是幸福，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我今生有四个关于教师工作的愿望。一是争取作做站在讲台时间最长的普通教师，二是争取做班主任时间最长的普通教师，三是争取成为外出讲学在祖国大地留下脚印最多的普通教师，四是争取做出书、出音像资料最多的普通教师。所谓“普通教师”，不仅指自己不谋、不恋一官半职，还指自己始终把自我定位于银杏树下一所普通中学的普通一员。身份可以普通，